早期教育,哈佛女孩刘亦婷

  电脑课、小老板、小黑客

  (妈妈刘卫华自述)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 (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
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
,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兰登学校的电脑课也值得一提。实际上,它反映了美国很多中学电脑课的教学水平。

  初临入世,婷儿多灾多难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在国内上电脑课,我感受最深的,是教的内容太浅。一旦面临实际应用,所学的知识老是不够用。幸好老爸对电脑很熟悉,经常帮我临时补课,热炒热卖。

  思想准备完成之后,我就像威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把怀孕期间一切不适的感觉,都看作孩子向我走来的脚步声,欣喜而平静地期待着孩子的诞生。并准备在孩子半个月大的时候,正式开始始将要影响孩子一生的早期教育。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国内许多中小学,由于电脑硬件设备和师资条件受到的限制都很多,教学的内容就不得不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一般只能教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比如,TrueBASIC程序设计、DOS操作系统、FOXBASE数据库管理系统、WPS文字处理等等。

  1981年春,为了打扫单位分给我的一间平房,我累得提前10天临产了。熬过31个小时的剧烈阵痛,期盼已久的孩子终于出世了。接生的护士长告诉我:“是个妹妹!6斤1两!”

  婷儿的话:

  看看这些课程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学电脑课的思路是放在“应用”,是“肖规曹随”式的学习。这不是不必要,但是却让人感到缺了点什么,让我们的电脑课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电脑技术,显得内容太少太浅太不够用。

  我精疲力尽地撑着眼皮追寻女儿的身影、因为她哭不出来,护士倒提着她的双脚不停地拍打她的背。她睁着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圆圆的脸蛋鼓鼓的,还有个小双下巴呢!皮肤也很好,几乎没有新生几常有的那些皱纹,简直像个半透明的红苹果。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国内的学生,只有在上电脑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操作电脑,每周的电脑课程又少,累计上机时间也就太少。这样一来,即使到大学阶段,多数学生对电脑操作也很不熟悉,更别说深层次的应用和创造了。

  尽管我不信神,尽管我知道这是我孕期食谱的功劳—-这个孩子是用鸡蛋和水果堆出来的,我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上帝,感谢他赐给我一个发育正常而且吸收了父母优点的孩子。我急切地等待着用威特父亲的方法,把女儿培养成一个人格健全、素质优秀、有能力创建理想生活的人。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我在兰登学校和圣安德鲁学校都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它们的电脑室里都摆放着数量相当多的电脑,而且全部是开机状态,任何人一坐下来,马上就可以用。无论我去得多么早,走得多么晚,情况永远如此。不少学生都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像一个小巧的手提箱,拎在手里走来走去。那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坐下来工作的感觉,确实很爽!

  由于羊水多,胎动厉害,婷儿出生时因脐带绕颈差点窒息。护士们忙着抢救又是打针,又是输氧,好不容易才哭出声来,保住了小命。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每个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的学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私人的E-mail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使他们能十分方便地跟哪怕远在天边的另一个网上地址互相联系,信息的传递,只在片刻之间。我到圣安德鲁学校的第三天,也得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在一台装有Linux操作系统的电脑上,我立刻用这个地址给远在国内的爸爸妈妈发了一个简短的邮件,而且几个小时以后就收到了他们回复的电子邮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E-mail。

  忙乱中,婷儿的脐带没有剪好,被留长了,又没有扎紧,本来7天就该脱落的脐带,一直拖了12天才脱落。然后又老有渗血,一直拖到20天才干。这20天哪,哪一次喂奶前给婷儿换脐带绷带不像打仗一样啊!可怜的女儿,又饿又痛,哭得气都接不上来。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我的美国同学们平时都很少用笔,以至于有些同学身上平时根本就不带笔。电脑就是他们的笔,做完作业,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可以交作业了。到了高中阶段,美国学生的家庭作业多起来了,经常要在晚上搞到睡觉前才能完工。这些作业都都需要在电脑上完成,经常需要到因特网上去查资料。

  脐带干了之后终于可以洗澡了,她又拉开肚子了。一天十几次,什么药都吃过了,仍然止不住,也查不出原因。满月不久就住进了医院,为了输液把头发剃得像瘌子似的,腹泻仍然止不住、喂奶也拉,喝水也拉,血色素不断下降,瘦得跟猴儿似的。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我离开美国前夕,不少美国同学送给我写着祝词的贺卡,字迹都不大美观,原因是他们常年用电脑做作业,写字的机会少,跟他们的上一辈人比起来,字都写得不大漂亮,但电脑操作却非常熟练,很多美国的父母,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电脑老师的。

  姑姑说:“婷婷这样多灾多难,还不如改名叫‘难难’呢!”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美国的在校学生,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上因特网漫游一律免费。我想这不是为了炫耀美国社会的雄厚财力,而是在实施一项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措施。一代以因特网为课堂的自由驰骋的莘莘学子,必然更容易具备更深厚的学识,更敏锐的眼光,更宽广的胸怀。

  奶奶的熟人甚至建设:“婷婷病成这个样,不如不要算了,再生一个吧!”奶奶回答说:“孩子是妈妈的骨肉,能舍得吗?”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兰登学校电脑课的内容比我们所学过的深得多!

  听到这话的晚上,我流着眼泪在育儿日记上写道:“女儿啊!你即使成不了不平凡的人,妈妈和爸爸也永远爱你,保护你…..”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在他们的教学内容中,除了一般的硬件知识和常见的操作系统平台软件以外,还包含了掌握BorandTurboPascal这样的课程。这是一种目前应用很广的程序设计高级语言。兰登学校用两个学期的时间来教会学生从理论和实际应用上掌握这种语言。很多学生拿到了这根“拐杖”之后,就能够自己编写较复杂的程序,充分发挥自己在电脑面的天赋了。

  那时候,我为婷儿流了多少泪呀!我既担心脐带的磨难影响婷儿的性格,又担心在头三个月里因为腹泻营养不良而妨碍大脑发育。我真想让女儿回到我肚子里重新降临人世,让一切都从头开始,好避开这日益严重地危胁我女儿身心健康的无名病魔。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这样看来,美国中学电脑教育的的思路,是放在“创造”二字上。

  直到婷儿的爸爸经人介绍找到了成都有名的中医“王小儿”王静安医生,我们才知道,腹泻不上的罪魁祸首竟是我那又浓又稠四个婴儿都吃不完的“油奶”!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其实在住院的时候,化验室就化验出我的奶“脂肪球满视野”,但医生只是让我将奶吸出来脱脂后继续喂孩子。经验丰富的“王小儿”一听病情,马上让我停止喂奶,改吃一星期的米浆,并开了一副健脾利水的中药。婷儿当天就不拉“水样蛋花便”了,腹泻56天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几年前,大名鼎鼎的美国苹果电脑公司,曾在东海岸的波士顿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展览会、展览会的开幕式上,苹果公司的总裁亲自担任主持人,并郑重其事地邀请了两位嘉宾为展览会的特邀贵宾。这两个人,一位是在因特网上赫赫有名的网景(NETSCAPE)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个人,他居然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学生,名叫格雷·迈勒尔
(GreyM.Miller)。据说当时年纪小得连乳牙都还没换齐。

  刺激大脑发育,从训练五官做起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可是这位小学生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花了20分钟时间,当场向大家演示了自己用苹果电脑开发的教育软件:

  尽管婷儿出生后多灾多难,我仍然没有放弃对她实施早期教育的计划。但究竟从哪里着手才最快、最有效呢?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种子撒落在大地上,阳光明媚,接着就是风的吹拂,雨的滋润…
于是,种子发芽了,长高了。接着又是一片阳光,一阵风雨,花蕾绽开,果实孕育…
大自然显示出勃勃生机。短短20分钟的演示,他熟练的操作,漂亮的画面,丰富的想象,生动的而又童趣十足的解说词引起了满堂笑声,阵阵喝彩。

  根据《早期教育与天才》中介绍的美国教育家斯特拉夫人教育女儿的方法,我决定从训练五官(耳、目、口、鼻、皮肤)、刺激大脑发育开始。因为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的生理基础,充分刺激孩子的感觉器官,能够促使大脑各部分机能积极活动,形成积极的条件反射,调节大脑的各种功能。如果孩子大脑的各个功能区都能够发挥出最大效能,她就会成为一个聪明伶俐的人。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结果在这次盛会的开幕式上,小迈勒尔成了灿烂的明星,享誉全球的网景公司副总裁反而变成了他的陪衬。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苹果公司的总裁把一台最新型的苹果电脑赠送给小迈挨勒尔作为礼物。

  婷儿出生后的头半个月里,我除了尽力保障她一天22小时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定时给她喂奶,喂水,使她的生物钟一开始就形成规律、直到她能吃饭后,两顿饭之间仍然是只许喝水不许吃别的,免得她的胃老是得不到休息,血液也老是在胃部工作而不是集中在大脑。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胃过于疲劳大脑功能就减弱。威特父亲也认为,如果让孩子的精力只用于消化,那么大脑就不会得到很好发展。因此,他严禁威特随便吃点心、零食,即使为了给孩子加强营养,也规定有固定的吃点心时间。我对婷儿也是这样。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迈勒尔自己也是老板——他已经成立了一家销售自己开发的游戏和教育软件的公司,手下还雇了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为帮手呢。当年,比尔·盖茨15岁就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小迈勒尔会成为明天的比尔·盖茨吗?

  当婷儿的脐带长好后,我们每天都给她洗澡、按摩手脚和做婴儿体操,这样既能发展她的触觉,又能促进血液循环和肢体的灵活、每次做完体操,我都要让婷儿抓住我的手指练习“起来”,由于婴儿与生俱来的“把握反射”,她就像吊单杠一样用力拉起自己的上身、等到两个月大反射消失时,她的胳膊已经练得相当有力,为提前进行爬行训练创造了条件。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如果说小迈勒尔是一颗早慧的硕果,那么,美国的电脑教育的总体高水平就是无数硕果得以长成的肥沃土壤。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和科技实力,美国政府下了不少工夫来推进着电脑和因特网在教育中的应用。最近的两个规模宏大的目标,一是实现每个学生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让很多美国学生从此告别纸张印刷的教科书和笔头作业,进入一个无比绚丽多彩的电子课本、软件教学时代。二是让全国的每一间教室都与因特网相连接,让每个美国学生都能从无比丰富的网络世界中获取知识,开发智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肯定会对美国教育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作用,并大大推动整个美国的发展。

  这种体能训练对增强婷儿的自我保护能力很有用。从小到大,婷儿的脸和头从来都没有受过伤,每一次摔跤她的手都有力地支撑着上身,最多手或胳膊上擦破点儿皮。在她1岁8个月的时候,还自己救了自己一回呢。那一次她爬上两米多高的攀登架后突然一脚踩空了,我在攀登架对面来不及跑过去,心里绝望地喊着:“完了!”谁知她仅用一只手抓紧了架子,还“嘻嘻嘻”地低着头对我笑呢!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跟他们比较的结果,确实会让人产生出很强的危机感。

  训练五官时,我们首先训练的是婷儿的耳朵。因为婴儿的听力比视力发展得要早,孩子学习语言,积累词汇,主要也是依赖听觉。每当婷儿在喂奶前醒来,我就在她眼前摇响彩色的摇铃,刺激她的听觉和视觉。并把摇铃慢慢地左右移动,吸引她的注意力。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在这片电脑教育的沃土上,美国不仅已经产生了一批像微软的比尔·盖茨这样的电脑业巨人,而且可以预料,它必将对美国的高科技产生更大的推动力。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一定不少。

  至于味觉,除了给她各种味道的刺激之外,考虑到
“糖吃多了不觉甜,盐吃多了不觉咸”,而糖和盐吃多了对身体没好处,我始终坚持“清淡原则”,既可保持她的感觉灵敏度,又可避免养成多吃糖和盐的坏习惯。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美国最近发生的一次电脑黑客入侵事件,也很有意思。那是一次年轻的电脑黑客对软件业巨子比尔·盖茨的电脑入侵。

  婷儿满月之后,在床上能够抬起头来了,我就用手推着她的脚丫,训练她爬行。美国费城人类智力潜能开发研究所所长葛兰·道门博士说:“若只用三个字来说明怎样才能开发你孩子的智力潜能,那就是—-让他爬。”为什么爬这么重要呢?因为俯卧是最适合婴幼儿的活动姿势,婴儿爬时,其颈部肌肉发育快,头抬得高,可以自由地看周围东西,受到各种刺激的机会也增多了,这就会大大促使大脑发育,让孩子变得聪明。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美国的电脑黑客总是“英雄出少年”,小小年纪,就往往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案,一会儿破坏白宫的网站,一会儿又破解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指挥系统。再不就挖空心思,编出几个闻所未闻的超级病毒,开发几个窈取他人机密的专用黑客软件,搅得天下不得安宁。年龄小,掏大乱,这已经成了一条“黑客第一定律”。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电脑犯罪的惩罚特别轻,起不到法律的威慑作用。于是小黑客们不干则已,一干就肆无忌惮,越轰动越带劲。

  在新生儿阶段开始训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到20天,婷儿就能“视线跟随过中央线了”,比国际通行的“丹佛小儿智能检查”测定的平均值早出现20天左右;4个月大时,婷儿就已经会自己翻过身来,小屁股一撅一撅地跃跃欲爬,比平均值提早两个月……婷儿满6岁以前,我一直使用“丹佛小儿智能检查表”追踪婷儿的发育情况,在1-6岁总共4大类105个检查项目上,婷儿有近100项发育进程远远超过平均水平。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前不久,一名美国科罗拉多州18岁的电脑黑客,在家中闲得无聊,便以侵入因特网的网站取乐。当他侵入一家信用卡公司的网页时,竟然发现了全球首富比尔·盖锁的信用卡资料。这名自称为“库拉多”的电脑黑客大为得意,在窃取盖茨的信用卡资料得手之后,随手就把这些资料放上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附属的一个向因特网用户提供个人网页的网址当中。他所公之于众的资料中,不仅包括盖茨的信用卡号码,还包括信用卡钥匙——一密码。不法之徒看到之后,一定会喜出望外,很乐意利用这些资料从盖茨的大钱袋中狠狠地捞一把。

  尤其可贵的是,对感觉器官的训练使婷儿变得感觉灵敏,反应积极、5个月大时,抱在镜子跟前喊她“亲一个”,她张着嘴就扑向镜子里的小家伙;让她坐在膝盖上把着手教她跳舞,她集中注意大的时间远远超过几分钟(同月龄只要求几秒钟);第一次被我抱上大人饭桌时,一个比她大几个月的孩子坐在饭桌上几乎没有反应,婷儿却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她紧盯着我的筷子伸向菜盘,我突起菜来她马上张开小嘴追着迎,没料到菜送进了我的嘴里,急得她又是跳,又是叫,恨不得扑到桌上自己吃去……如此种种,都预示着婷儿正在形成积极、主动的性格特征。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库拉多”为了炫耀自己破解密码的本领,在因特网上公开宣称,他已经窃取了至少5000名顾客的信用卡资料。而且宣布,它将在未来两天之内,把另外一千人的信用卡资料公之于众,放到网上任人翻看。

  15天大,开始“输入”词汇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库拉多”还在网上谈天说地,他说自己大量窃取他人的信用卡资料,纯粹是出于无聊,而不是为了敲诈别人的钱财,言下之意是说,他还不能算一个坏孩子。

  根据前人的经验,开发智力一定要早教孩子语言。因为语言是人类接受知识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孩子就得不到任何知识。如果孩子不及早掌握语言,其他的教育都谈不上。为此,在跟脐带和腹泻纠缠不休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忘记,必须尽早开始语言训练。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当这些涉及到许多美国人经济命脉安危的资料在网上公开之后,一些有正义感的人迅速拨通电话,把情况告知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该公司职员得知消息大为恐慌,忙不迭的关闭了这个网站。

  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才好呢?帮我解答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当代教育家、索尼电器公司的创始人及名誉董事长井深大先生。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这是微软公司在近半年内遇到的第二件尴尬事件。半年前,该公司向因特网用户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Hotmail也曾经被黑客入侵,并窃取了数以千计用户的个人资料。随后,微软公司曾经宣布,已经安装好因特网上最安全的密码,来对付黑客的捣乱。谁知,这一次黑客竟公然把黑手伸到了微软公司大老板的钱袋中来了。

  井深大也是《早期教育与天才》的忠实读者,他从商界动成身退之后,热衷于研究早期教育问题。他分析了很多所谓天才和早慧儿童的教育过程之后,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从0岁开始的教育》。虽然这本书和《早期教育与天才》一样,早就在我推荐给朋友们传着的过程中丢失了,但书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刘亦婷的教育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黑客的活动当然令人厌烦。但是,在少数黑客恶作剧背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美国青少年熟练应用电脑的能力和自如地驰骋于因特网上的扎实功底。这种深厚的潜力,对美国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井深先生认为,孩子一生下来就在被动地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大人能够有选择地给孩子输入有用的信息,就能有效地刺激大脑神经的发育,这对于开发孩子的智力潜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并深先生主张,对孩子输入有用信息的时间,可以从15天大开始。于是,在婷儿15天大的时候,我就像井深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开始给女儿“输入”词汇。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不合格就关门一一美国也要搞“教改”

  那天早上,我趁婷儿醒着的时候,把食指轻轻地塞进她的小手心。她像所有15天大的新生儿一样,本能地抓紧了我的手指。这时,我就用和缓清晰的语调反复发出“手指,手指”的声音。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并不觉得满意。首先是对那些位于大城币低收入阶层居住区的公立学校,就经常可以听到抱怨和批评。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校园风气,从最近发生的一位美国母亲为自己3个女儿转学的事里可见一斑。

  只要她醒着,我或者跟她说话,或者轻声给她唱歌,唱得最多就是:“我爱我的小猫,小猫怎样叫…
”当她散漫的眼光停留在床上吊着的彩色气球的时候,我也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红气球…
”或“黄气球…
”如果我在做事,我也会用亲切的语调对她说话,告诉她我正在干什么。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2000年2月,美国著名汽车城底特律的《底特律新闻报》登了这样一则报道:

  我从婷儿触摸到的生活用品开始,反复教给她各种实物的名称。当她稍大一点,我就抱着她教她认房间里的各种器具和用品;身体的各个部位;衣服的各个部分;房子的各处;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飞鸟虫鱼等所有能引起孩子注意的实物,基本上是看到什么说什么,还教给她动词和形容词等。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有一位44岁的美国妇女,名叫蜜莤,戴莉,她的三个女儿,分别在底特律市区三所不同的公立学校读书。大女儿,16岁的詹妮在亨利·福特中学上高中;12岁的女儿狄娜,在同一城市的卡菲中学读书、九岁的小女儿梅赛德斯,在当地的艾莫森小学读书。前不久,由于对这几所公立学校校风和教学质量忍无可忍,这位境况并不富裕的戴莉,把自己的大女儿转到了底特律郊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索斯菲尔德救世军学校读书,这样在她微薄的工资中,一年要花掉一万多美元的学费。另外两个女儿也分别转入了底特律郊区富裕地区的公立学校,这些地方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比城市里明显好得多。

  刚开始,婷儿除了专注的凝视和身体的兴奋以外,并没有表现出是否记住了这些词汇。但我仍然坚持不懈地这样做。我很清楚,从15天大开始教语言,并不是指望孩子尽早开始说话,而是为了给孩子提前输入信息,让孩子尽早开始积累词汇。因为人类的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而语言最基本的材料就是词汇。当孩子掌握的词汇达「BF]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不论他会不会发音,他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都将出现一次飞跃。等到孩子的发音系统发育成熟,他早已懂得的那些词汇和语句会像喷泉一样冒出来,他的表达能力将远远超过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词汇的孩子。就像刘亦婷所经历过的那样。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这位烦恼的母亲抱怨说:“我现在简直被这套公立学校的教育体制搞得焦头烂额了!我的女儿们一点也没有受到合适的教育。她们在这些学校里,除了玩,还是玩,分心的事太多了”

  婷地满半岁的时候,我和她爸爸给她买来一只上发条的玩具鹿。两个星期后,我像平时教她一样,指着玩具鹿用和缓清晰的语调说道:“鹿鹿,鹿鹿,鹿鹿。”隔了一会儿,我试着考了她一下:“鹿鹿呢?”婷儿马上扭过头去,用目光紧紧盯住那只玩具鹿。我惊喜地对她爸爸说:“看,她认识鹿鹿了!”爸爸马上又试了她一次,好儿又一次用目光做了回答。高兴得我抱着女儿亲了又亲。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戴莉是当地一所社区学院的一名职员,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淘汰,她同时还在学院里读书。这次三个孩子的转学,使这位可怜的母亲损失惨重。除去为大女儿花掉的高额学费之外,她还不得不放弃了对心爱的二女儿和三女儿的监护权。她含着眼泪向法院申请,由自己的姐姐当孩子们的监护人,以便让孩子们有机会到城郊富人居住区比较像样的公立学校上学。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她还不得不起早贪黑,开着她那辆老掉牙的破旧的汽车,奔波于自己工作的社区学院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那份滋味真是令人伤感而无奈。

  为了检验她的理解能力是不是真地发生了飞跃,我又用同样的办法连试了好几样物品,婷儿的表现都一样出色。我们付出了6个月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第一道“智慧的曙光”。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即便是这样,这位当妈妈的也丝毫不感到后悔。看到女儿们已经在学习方面明显比原来努力了,她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不光是她再这样看,就连女儿的老师们也都支持她这样作。

  姥姥来帮忙,“先培训,后上岗”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据了解,大中城币低收入区的这类公立学校数量,大约占整个美国公立学校总数的一半左右。即使状况较好的中小学,也存在着自己形形色色的问题,造成教学效果达不到预期标准。

  婷儿满5个月之前,一直都住在奶奶家,我那间平房的厨房修好之后,就从奶奶家搬出来了。那时候,成都还是以烧含硫较高的蜂窝煤为主,由于厨房惟一的通风口就是住人的那间房,一进门就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儿。婷儿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常常被熏得哇哇乱哭。为了她的健康,我只好把婷儿送到了她爸爸教书的学校。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有人说,从六十年代起,美国的教育实际上走了一条轻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弯路。使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落后于欧洲和日本。这种状况和美国教育的其他弊病,已经引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正在采取改革的措施。

  学校离成都币区有两个小时的汽车路。那里空气清新,牛奶新鲜,但我只能在节假日或请事假到那里去。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2000年元月,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有近半数的美国州长和企业界、教育界的领袖级的人物共114人,最近达成了在全国下一阶段进行教育改革的计划。他们在这次最高级别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呼吁各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师素质、为所有学生创造平等的提高机会,和使学校对教育结果负起责任来”等计划上。

  临行前,我给婷儿姥姥列了一张“婷儿生活安排表”和“饮食安排表”,请姥姥帮我继续进行早期教育,并指导保姆照顾好婷儿的生活。
婷儿姥姥离休前是一家大工厂幼儿园的领导,是一个极有爱心的人。为了帮我带孩子,她在全国普调工资之前主动要求退下来,从湖北来到成都。在姥姥接触婷几之前,我先请她看了《早期教育与天才》这本书,以便统一教育思想。值得庆幸的是,婷儿姥姥也非常佩服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对美国的学校来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财神爷”,因为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公司和组织为公立学校提供了90%以上的经费、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看法和举措,也就对美国的公立学校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而他们对美国教育最强烈的看法,就是现有的标准定得太低了!

  威特父亲的教子方法,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对婷儿的早期教育、婷儿1岁8个月到姥姥家去生活之前,我也是先请卫忠舅舅和丹莉舅妈看了《早期教育与天才》这本书后,才把婷儿送过去,他们都以满腔的爱和极大的耐心参与了早期开发婷儿的智力潜能。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为了让美国的学生们能达到更高的标准,“财神爷”们挥舞着钱袋子,提出了一项又一项具体要求和具体措施:

  婷儿考上哈佛后,记者采访我们的时候笑道:你们都是“先培训,后上岗”啊!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首先是进行高级别的统考。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除了在学生升大学时,要参加
ETS等考试机构举办的
SAT等标准稍高的全国统一考试以外,其他各年级的考试都缺乏统一标准,有时不免失之于宽松,误人子弟。这次教改会议认为,各州应当通过州一级的考试来确定学生和学校是否达到标准,而不能只由各校自定标准,造成良莠不齐。按我们的习惯来表述,美国人是打算以省一级的统考为标准,来推动学生曾遍达标。

  事实上,让和孩子朝夕相处的人“先培训,后上岗”,是我培养婷儿的一条重要经验。记得井深先生说过:人类在0-3岁时,接受外界信息的方式属于“模式时期”。也就是说,婴儿不是像成人那样先分析理解之后再接受,而是一股脑儿全盘记住。此期间最重要的是,为婴儿选择最好的信息刺激大脑神经的发育,同时要尽量避免那些不良信息印入婴儿的大脑网络。我认为,最大最多的“不良信息”,就是大人们互相冲突的教育思想。别的不论,单说必须花时间抵消错误做法的坏影响,就够糟糕,够浪费的了。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其次是对学校的主体—一教师,加大“物质刺激”的力度。为了提高教师素质,他们主张建立“工资竞争机制”,对优秀教师给予额外的报酬。

  “先培训,后上岗”,使我培养婷儿的计划在家庭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比如说在给婷儿输入词汇方面,我们全家都像威特父亲做过的那样,对婷儿说的都是规范的语言,基本上不用许多大人对婴幼儿常用的那种“奶话”,比如“嘎嘎”(肉)、“汪汪”(狗)、“咕咚咕咚”(喝水)之类。因为爸爸、姥姥和舅舅都懂得:对孩子来说,记住“狗”和“汪汪”所花的时间是同样的;前者是迟早总要学的语言,后者则是不久就要抛弃的语言,教“奶话”等于白白浪费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有人觉得跟孩子说“奶话”很有趣,但这是代价高昂的浪费,何不用说“奶话’的时间给孩子输入一些准确无误的词汇呢?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达到所需的成绩水准,他们主张采取以下行动:要求在中学以前教授代数和几何;确保学生学习过州级测试要求的科目;

  不教“奶话”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只教规范化的语言避免了在孩子头脑里堆积废物,能有效地促进孩子理解能力的发展。婷儿9个月的时候回奶奶家过春节,我试着对婷儿发出“把这袋糖果送给奶奶”的指示,并不指出奶奶在哪儿一一这是一道3岁孩子的智力测验题呢!婷儿居然接过糖果袋,在学步车里转过身来,连蹬带滑地挪到几米以外的奶奶眼前,举起糖装“哎—-”地叫着要奶奶接—-她听懂并执行了超过她月龄许多倍的智力测验题!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还有一条是给差生“开小灶”,对需要特别帮助的孩子提供业余辅导,帮他们学习达标。如果教师不足,就动员志愿人员来帮忙,还要拿出钱来,为志愿辅导教师提供交通便利。

  饭后散步时,播撒兴趣的种子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实行“分数与经济效益挂钩”,也是一条重要的措施。为了加强“成绩责任制”(就是根据学生考试的分数,来决定学校基金分配数额及教师工资高低)的效果,财神爷们还主张对成绩突出的学校给予经济或其他奖励。

  井深先生把家庭气氛也算作教育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婷儿主要受益于姥姥。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那些成绩差的学校,教职工们面临的不光是经济损失,甚至可能丢掉饭碗、如果成绩不能达标,对那些差生人数“超标”的学校就会采取“介入教学”,让忍无可忍的学生父母们出面干涉学校的教学。再不行,就干脆把学校关掉,让那些屡屡误人子弟的老师和学校官员们尝尝失业的滋味。

  姥姥是个热情、善良、诚恳的人,她经常在饭后带着婷儿去户外散步,跟别的大人孩子交谈、玩耍。姥姥在学校和女婿、保姆及邻居们都相处得非常和睦、亲切。这种积极的友善之情,无疑印入了婷儿的神经网络。从小到大,婷儿对与人交流都充满兴趣,亲和力特别强。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美国的教育改革计划,使我不禁思索起中国教改的一些问题:

  1982年初,婷儿的姥爷蒙冤23年之后终于平反。从沙洋劳改农场校回到鄂西大学教书。姥姥恋恋不舍地离开婷儿回湖北和姥爷团聚去了,婷儿又回到了奶奶家。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是应该“跟踪”国外某些现存的(同时也许是不完善的)教育模式,还是应该博采各国之长而避其短,跨越式地建立起先进适用的中国教育模式?

  那时我全天上班,又是住在单位宿舍,只能在吃晚饭时回奶奶家和婷儿一起呆一两个小时。8点半一到,婷儿就要按时睡觉了。在这一两个小时里,我的嘴巴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不是对她说,就是给她唱,一直到用安眠曲把她哄睡着。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分数,是衡量掌握了多少知识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需要革除的应该是光讲分数不重其他素质的倾向,还是分数本身?我们究竟应该把分数当成多重的珐码,才能使教育的天平保持平衡?

  我给婷儿唱的都是中外有名的安眠曲,如莫扎特的“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中国的“风地轻,树儿静….”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给婷儿一些音乐的熏陶。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竞争,是调动学校、老师和学生前进的一根重要杠杆。我们需要防止的,究竟是过度的不良竞争,还是竞争本身?我们应该在中小学的校园里设置哪些必要的竞争,才能使我们的校园里充满活力,张驰有度,却不会为那些微不足道的锱铢之利而疲于奔命?

  井深先生说,所谓教育,并不仅仅指读书、认字,而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激发多样的兴趣,使孩子将来有可能更充分地实现自我。对我来悦,和婷儿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都要用在开掘潜能、激发兴趣上(为了观察早期教育的培养效果,我坚持用“育儿日记”追踪记录开发婷儿智能的具体过程)—-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问题不少,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有自身某些长处。我们的中小学校园里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措施,才能保证中国教育原有的长处得以保持,原有的不足确实能够克服,而不致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各地那些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的著名重点中小学,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雄风依旧,培养出功底依然扎实,素质优异的英才,使他们足以与伊顿公学和哈罗德公学这类世界名牌学校的学生比个高低?同时广大普通中小学也能培养出无数德、智、体真正均衡发展的、充满生机的未来中国公民

  几乎每天下午6点至8点半我都同婷儿在一起。我给她喂完苹果,自己吃过饭,就带她出去散步。从家里到足球场,一路上我看到什么讲什么,有意识地叫婷儿注意:高高的树,宽宽的芭蕉叶子,飞动的小鸟,粗粗的电线杆,路灯,楼房,各种花草,各种车辆,各种人,还有忙忙碌碌的小蚂蚁…
现在婷儿一出门就指这儿看那儿,咿呀不休。我有意给婷儿创造一个童话的世界,对那些树木花草都像对人一样表示亲切友好。看到婷儿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地上的报春花,还要伏下身去用额头亲它们;一见花啊,鸟啊「BF],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喜笑颜开,我的心就幸福得发抖。我真感谢把早期教育介绍给我的邱校长,我更感谢创建这一理论的人,我还感谢把婷儿带得结结实实使我有可能教育她的李阿姨,我还感谢爷爷奶奶让我们住在自然环境这样美好的地方,我感谢大自然,感树生活本身。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兰登:奖励的“万花筒”

  我抱婷儿在大院里玩时,不仅用对人的态度去对待花草木石,而且对于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表示敬意、善意和爱意。具体地说,就是让婷儿对这些身份各异、互不相识的人都要“敬礼”“欢迎”“再见”。如果对方高兴地停下来逗她、夸她,还要叫婷儿向对方“问好”—-握手、“谢谢”—-作揖….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在兰登学校的校刊《兰登新闻》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学生委员会主席丹尼尔·斯蒂芬斯获得了一年一度的校级《杰出成就奖》,这是由校长布莱德利先生亲自决定的…

  这种训练的结果是,婷儿从小到大从不怯生、不怯场,越是人多或越是重要的场合,婷儿就发挥得越好。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丹尼尔是全校上下公认的好学生,他品学兼优,有着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多种其他才能,在兰登学校的学生中很有威望。这使我对兰登学校设的各种奖有了兴趣。我兴致勃勃地查阅了学生自办的校刊《兰登新闻》,看到了一串得奖名单:

  对婴儿来说,只要你肯教,他时时刻刻都可以学,尤其是在大人带他玩的时候。可惜人们往往对此认识不足,浪费了多少开发孩子潜能的好时机啊!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莫迪维与亨特,获得了哈佛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荣誉少年奖状。这是一项与学生综合素质有关的很有份量的奖,达特茅斯学院是与哈佛相接近的美国“长春藤”大学。

  ….
邻居菲菲的妈妈也是早期教育的信奉者,只是在这个“奉”字上欠一点。昨天她抱着比婷儿大半岁的菲菲站在棕树前,可她什么也没告诉女儿。我忍不住对她说:“你应该对菲菲讲‘这是棕树’呀!”她笑了一下,对菲菲讲了两遍。菲菲一下就来了兴趣,想去摸一下棕树叶。她妈妈赶紧后退一步说:“不能摸!不能摸!那上面脏,有好多刺!”我忽然意识到—-娇气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而且,菲菲刚才伸手抓了个空,好不容易表现出的一点兴趣,多么容易就被掐灭了啊!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查普曼获得了《增进协调者奖》,这是一项表彰协调人际关系能力的奖,兰登校方认为,能使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是有领导才能的表现,这样的孩子,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事。

  ….
孩子在学和玩的时候,就不要想什么脏不脏,只要她的手不喂到口里,脏东西不沾在肛门等袒露的地方就行。手脏了可以洗嘛,而兴趣之芽一旦掐断就再难长出了。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克莉斯·莱恩获得了《公民奖》,这是一项表彰社会责任心的奖,与学习成绩也无关。

  ….婷儿两岁之前,我定期给她化验大便,从来都没发现有蛔虫卵。可见只要洗得勤,学习和玩耍的时候脏脏手是无所谓的。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亚当·马尔克斯获得了《活动奖》,这是一项表彰课外活动成绩的奖。

  真正有所谓的,是抓紧分分秒秒给孩子输入有用的信息,激发孩子对周围环境的浓厚兴趣,让孩子在婴儿期充分发展与学习有关的各种能力。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查普曼和弗拉休两人,还共同获得了《道德规范奖》。这是一项与学习成绩无关,只与道德表现有关的奖。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能当个好人,也值得鼓励。

  学得越多,记忆力发展越快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后来,我在兰登获得校级奖励的名单上,还看到过下列各种奖项:

  俄国科学家谢切诺夫说过:一切智慧的根源都在于记忆、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早期教育可以使记忆力发展的时间表大大提前。尤其是在婴儿期,每天重复输入相同的词汇,不断地刺激孩子大脑里的词汇库,可以促使孩子的记忆力迅速发展。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兰登学校父亲俱乐部公民奖》,是一项鼓励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奖项。

  “认生’是婴儿第一次表现出记忆能力。婷儿3个月大就开始认生,比平均水平提早6个月;有50%的婴儿能在10个月大出现“理解记忆”,即明白词汇与物体的关系,婷儿6个半月就出现了;“同类物品识记能力”因为包含了概括能力(能识记物品的相同点),一般婴儿要到l-3岁才能逐步形成,婷儿8个月大就开始出现了。那时她因扁桃腺发炎住院,退烧后一醒来,婷儿就指着电灯笑了起来,还用眼神向我示意:“那是电灯。”可见,在家常玩的“找电灯”的游戏,已经让她记住了:可开关、会发光的玻璃球就是“电灯”。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威廉·哈里森三重奖》,是一项奖励学生综合素质的奖。

  从婷儿记住第一个词“鹿鹿”之后,她记住词汇的时间周期,一般都需要几天。当她长到1岁1个月之后,记忆力的发展又出现一个飞跃。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哈夫·里德伯格毕业生学术成就奖》,这是为了奖励学习成绩而设的奖,这样的奖项在兰登学校只占少数。

  那段时间,婷儿的身体也发言得很快,钙和钱都跟不上需要。l岁多了才两颗牙,囟门闭合得很慢,血色素也在下降。缺钙不仅影响小儿的骨骼发育,还让小儿睡不好觉,影响大脑发育。缺铁则使小儿头昏、烦躁,直接妨碍孩子的思维活动,使记忆力下降。为了给婷儿的智力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除了定期给她检查血色素和骨骼发育情况,还从食物和药物这两个方面给婷儿补充矿物质。那时候,我还是每天晚饭之后和婷儿在一起呆两个小时,每天的早期教育,都是从出去打针开始的。婷儿智力上的进步,多半都是在打针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达特茅斯读书俱乐部奖》,这是专为鼓励学生多读好书而设的奖。

  …
昨天我抱婷儿去门诊部打补钙的针,路过草坪时,我发现婷儿在注意跑道旁边的沙坑,便马上告诉她:“这是沙坑,这是沙坑。”紧接着又反问她:“沙坑呢?”婷儿毫不犹豫地一指。打针回来的路上,又重复了一遍。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
(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哈佛大学普利策读书奖》,“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励,兰登学校设立这项奖,也是为鼓励学生们多读好书。

  第二天我抱婷儿送爸爸上班车回学校,远远地婷儿就指着沙坑嚷起来了。我有点不相信,这么快就记住了吗?于是就问婷儿:“那是沙坑吗?”婷儿兴奋得手舞足蹈使劲儿往沙坑那边欠身,大概,她也想像对其它东西那样去亲热一番吧?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威廉·利姆斯中学运动奖》,设立它,是为了鼓励学生发展体育才能。

  婷儿的识别能力也进步多了,她已不仅仅是根据树木所在位置来和某一称呼对号,而是开始在别的环境中准确指出她所记住了的树木。如棕树,芭蕉树,广柑树,柏树等、这些在我两天前给朋友的信中都是没有预见到的。这些小小的进步,都在表明婴儿的潜在能力多么大。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威廉姆斯·维斯低年级运动精神奖》。低年级的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跑不快,跳不高,有的学生还胆子特小。为了鼓励他们在运动场上放开胆子,重在参与,特地设立了这样的奖。

  这里提到的识别能力在记忆力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在记忆方式上,婷儿已不再仅仅依靠人类3岁以前所特有的“模式记忆”,而是提前萌发了3岁之后才有的“分解记忆”能力。因为即使是同一种树,每一棵都长得不一样,比识别外形相同的白炽灯需要更多的“抽象概括物体特征”的能力。由此可见,早期开始的语言教育确实可以促进大脑发育。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以上这些,通通是学校一级的奖励,获奖者大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以上。如果算上在班级和年级得奖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定非常大。

  离上篇日记几天之后,在婷儿爸爸的坚持下,婷儿再一次离开了奶奶家,搬回了煤气熏人的文联宿舍。不久,我到西安采访第三届电影“百花奖”和第二届“金鸡奖”颁奖活动,随后又到湖北看望妈妈和24年未曾谋面的父亲。和婷儿分别了一个半月。重逢的时候,恰好就是一个检验她长时记忆力的机会: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我很快就发现,兰登学校,当然还有圣安德鲁学校设立的各种奖项,跟我国中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多元化的丰富色彩和大比例的覆盖面。而直接指向学业成就的奖项,占的比例却相当小。据说美国的绝大多数学校,也是这样。

  …
婷儿刚刚见我时还不要我,才过了一个多小时,阿姨边喂她吃饭,她边用手指着我说:“妈妈。”表示她已想起来我是谁了。我想,她也该连带想起来和我在一起的愉快亲切的感觉,否则怎么会有那么欢乐的目光和微笑呢?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样奖,那样奖,只要是能推动学生们努力向上的奖,校方都在变着花样地推出来。看来在兰登,不论你在哪方面有点小本事,又愿意比别人多努一把力,就总能找到得奖的机会,只要是有价值的才能和行为,总能受到赞赏和激励、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失败体验的孩子,一定少得多,相当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棒。怪不得美国学生做起事来,一个个总是显得那样自信。

  从湖北回来后,我还发现婷儿多出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行为,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也没关系,兰登学校获奖人数最多的一种奖,是《加里·马奎尔道德规范奖》,它的得主往往能在每年的校级奖励获奖者名单里占上一半。即使上帝没给你任何才能,认认真真当个有道德的好人,也一样会赢得赞誉。

  …
她一看谁的衣服晾在外面或放在沙发上,就非要拉谁去收,或者把衣服抱给衣服的主人。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看来,兰登学校(和美国很多学校)的奖励方法,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这说明,每天告诉婷儿“这是谁的什么”,已促使她超前发展出分类记忆的能力,婷儿的大脑将因此而提高处理信息的效率。

  “好兆头”与“凌云志”

  我品味着设立这项奖的用意,不禁拍手叫好。

  睡够睡好,思维训练常飞跃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对比起来,我国中小学的奖励体系,对学生素质的激励作用,过于狭窄地集中于分数方面,而对其他素质的激励却重视得太少了。

  从湖北回来后一直很忙,我的“育儿日记”漏掉了多少值得一记的事情啊!直到8月10日我看到婷儿智力上的一个新进步,才又在深夜里拿起笔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一个中国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只知道努力学习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是三好学生。

  …
今天我要记的,是婷儿在智力上的一个新的进步。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她已经开始了比较高级的思维活动—-想象。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三好学生”虽说有三项衡量标准,可是由于身体好和思想好都缺少“硬指标”来衡量,实际上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学习成绩。一般情况下,只要分数高,别的方面还过得去,就能当上三好学生。所以,三好学生的荣誉评价系统,发挥着以各门功课的分数高低为中心的导向作用。

  傍晚,我在花坛旁边哄婷儿入睡。婷儿老不肯闭眼睛,我就说:“老天爷喜欢你,想看你闭上眼睛。”婷儿看了看天空,就用手蒙上了眼睛。我看她从指缝里窥视天空,觉得有趣,就顺口编起了老天爷和云姑娘的歌。婷儿听得很专心。忽然,她抬起手指着天空说:“天。”然后又蒙上了眼睛。我看她睡意全无,干脆试着问她,“想听妈妈讲天老爷的故事吗?”婷儿一下就把手挪开,眼睛睁得溜圆地等待着。我就接着讲起老天爷和云姑娘都希望婷儿快点睡着,快点做梦,好在梦中和她玩耍的童话。婷儿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看着天,逐渐地入睡了。我想,今晚她也许会做个和老大爷及云姑娘玩耍的梦。只是我想象不出,天和云在她梦中会是什么形象?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其他经常使用的荣誉评价手段,不是在加强“分数就是素质”的倾向(例如各科目的竞赛获奖),就是难以与三好学生系列奖项相抗衡(例如道德品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较好表现,就难以获得真正有份量的奖项)。这种奖励体系单一化的倾向,实际上限制了多数学生其他素质的全面发展。这就相当于让猫和狗都以捉耗子的数量来论成绩,只照顾了大花猫的成就,却埋没了小黄狗的才能。

  据《图解心理学》介绍,“睡眠和做梦与脑的成熟,与心理机能的发生、发展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我在这里推测婷儿的梦,是因为她早在3个月前就经常梦哭梦笑。如果她没睡够就被叫醒,她就表现得烦躁不安,不愿学东西。因此,我特别重视让婷儿睡够睡好,按不同月龄的需要每天坚持睡几次觉。这对大脑的发育也非常重要。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中小学校不妨也打破常规试一试。从校级到班级,设上一连串的奖项。想方设法让那些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孩子们,也能从老师或校长手中屡次接过那郑重颁发的大红奖状。让全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体验过成功的喜悦与荣耀。这样的孩子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走得更自信,更有光彩。

  婷儿12-16个月大时,白天每隔4个小时睡两个小时的觉。下午6点我下班时,她正好睡够了醒来,吃完果泥或果汁,边玩边学,精神特别好。婷儿满16个月后,我重新给婷儿安排了作息时间,每天晚上8点睡,早上6点起,中午12点睡一个午觉,这两觉,基本上都由我来哄,在她晚上睡觉之前,6-8点是我带她游玩的时间。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法语课与《欧洲之旅》

  准确地说,上篇日记的内容只是一次开发想象力的训练。我想,既然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何不用拟人的手法来开发婷儿的想象力呢?这种训练开始于1岁两个月: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兰登学校上外语课,最大的特色,是把学外语与了解外国文化紧紧“捆”在一起。

  …
今天,婷儿吃饭不专心,我只好用“小喜鹊都吃了”的话和动作来诱使她吃。她倒好,给小喜鹊吃了,还要给小蜜蜂吃,还有小白兔、小猴子、小鸡、小鸭,她对这一切都当是真的了,童话已经从这里开始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兰登学校共开了三门外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不管那一门外语,都必定有一段时间专门讲授有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两门主要的外语,介绍文化的内容之多,当然不用说。汉语,在兰登是开设不久的外语,即使如此,同样也穿插了许多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和当前情况的介绍。而且每年都有一批对中国有兴趣、选修了汉语的兰登学生,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参观、访问、交朋友,身临其境地体味中国文化。接待他们的,就是我的母校——成都外国语学校。

  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婷儿学习的速度越来越快,储存的词汇越来越多,联想能力也迅速发展起来了(那时婷儿1岁5个月大,正在打提高血色素的针):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然而最典型的,还是为法语课专门安排的“兰登欧洲之旅”。

  …
婷儿的联想能力又有了新进步。一到傍晚,我让她跟我走,她就疑心重重不肯来。我说:“去打针。”她马上就哭了、我走着哄着,想用“倒影”啊,“美人蕉”啊,转移她的注意。可她一看我走的路线,马上就哭喊着想要婆婆(保姆)救她。[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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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每一年,兰登学校学法语的高年级学生,都有机会到法国去作一次为期一个半月的异国之旅。旅游的目的,一是到地道的法国语言环境中,进一步提高法语水平;二是实地感受浓郁的法国文化气息。

  有意思的是.在对“打针”的恐惧情绪的笼罩下,她还没忘记跟我学说话。我指着路边的东西教她说,几平只需重复一两次。当我抱着打完针哭兮兮的她出来时,她马上就自己说出了刚才认的东西:红花(还要�一抚摸)、煤、瓦…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兰登学校在制定这个欧洲之旅计划的时候,特别使用了一个词Immersion—-沉浸。这个词十分形象地说明了,美国学生到了法国,就应该像海绵一样,浸泡、淹没在法语和法国文化中,尽可能多地吸收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化。

  4天之后,婷儿的思维能力又表现出新的飞跃一--她不仅预想到了“打针”的全过程,还事先安排了对每个步骤的反应: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学生们一到法国,就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法语水平,就被编到几个程度不同的班里。法语学得不够好的,由美国老师教,便于随时辅导。基础好的,就由法国老师上课,便于深入掌握。

  傍晚,我又抱着婷儿去打针,奇怪的是,婷儿没有表示害怕。在总机室遇到了注射室的护土,她还边叫‘阿姨”,边指着隔壁注射室的门。我按婷儿的意思跟在护士身后进了门,婷儿又指着屋里的椅子让我坐下。我忽然为婷儿表现出来的勇敢与镇定感动了。我一边表扬婷儿,一边把她的两腿夹在我的大腿之间,婷儿没有一点反抗,还着急地让我帮她把小裤头往下拉。当她向护士表示过“往这儿打”之后,就抱着我哭起来了。这是一种预感到疼痛即将来临的哀哭,但仍无反抗之意。进外之后,婷儿疼得忍不住嚎哭着挣扎起来。我一面夹紧她的腿,抱紧她的上身,一面不停地安慰她:“勇敢一点,马上就打完了。”针头一抽出来,我就把婷儿抱好,让她对护士说:“谢谢!”她哭着说了,护士一高兴,把一个空针盒递给了婷儿,婷儿马上就高兴起来了。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兰登的学生们在法国期间,一部分时间是法国学校的课堂度过的,学习内容很广泛。法国老师会如数家珍地向美国孩子介绍法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法国音乐,甚至驰名世界的法国葡萄酒。生动的讲解。不时结合法国语言语法和词汇学习。让美国学生受益匪浅。

  作为奖励,我带着婷儿在春熙路转了半天,婷儿兴高采烈地在“儿童商店”跑进跑出,玩得痛快极了。

  “就考哈佛商学院!” 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下课以后,学生们还是在“上”法语课,因为身处法国,法语“课”就无处不在。

  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这件事呢?因为单是这种记住事情的过程和细节的能力,一般都要在快3岁时才能形成,婷儿不仅在不到1岁半就做到了,还明显地表现出抽象思维能力,让我怎能不兴奋!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兰登学校为每个美国学生,都联系了一个法国家庭。美国孩子就像法国家庭的正式成员一样,自然而然的跟法国人生活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逛公园、参观博物馆…

  培养艺术细胞,开发创造潜能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所有这些法国家庭,都是自愿参加美-法学生交流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成员都必须会说英语。不过,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开口说英语,宁肯让美国学生结结巴巴,比比划划地说法语。

  本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家斯特娜夫人说:“没有任何艺术的生活,就如同荒野一样。我认为,为了使孩子的一生幸福,生活丰富多彩,父母有义务让他们具有文学和艺术的修养。”我十分赞同这一看法,不仅因为懂得欣赏艺术可以给生活增添情趣,还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培养艺术细胞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开发孩子的创造潜能。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法国家庭的成员们,大都会非常积极地参加这项交流计划的活动。家里来个美国人,既能给生活增添不少情趣,又能让法国孩子们了解另一种文化,开阔一下眼界呢。每天,美国学生一回“家”,法国家庭的大人小孩就会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不用说,全是用法语:

  斯特娜夫人认为,“母亲的悦耳歌声是极其重要的”。我从月子里就开始轻轻地给婷儿唱歌,一边唱一边有节奏地摇晃或轻拍怀抱里的她。十几年后,专家们在《学习的革命》里这样评价这种做法:“花一刻钟的时间来摇动、抚摸和轻拍婴儿,每天只要4次,就能够极大地帮助孩子发展协调运动的能力,从而提供学习的机会。”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我的眼帘:

  “杰克,今天又学了些什么?”“杰克,你想去卢浮宫吗?你可以看到好多有名的法国油画,还有罗丹的雕像。”“杰克,今天妈妈买了蜗牛,这是一道最好吃的法国莱…
”广泛而有趣的话题,不光能提高法语水平,还能了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法国人。

  在我的努力下,婷儿5个月大时,便对音乐和舞蹈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兴趣:

  席慕思总裁,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换….

  外出上街,也是计划内的重要的一“课”。法国的HostParents
(东道主父母),会想方设法,把美国学生推到第一线。到咖啡馆点咖啡,到餐馆点法国菜,买单,给侍者小费,都是美国学生的联系机会、这可能一点也不轻松。咖啡馆里的咖啡名目繁多,每一种咖啡都要附加若干个动词或形容词才说得清。——“我要一杯黑咖啡,不放糖,但要加奶…

  …
喂奶喝水都要听着歌儿才肯吃,不管多调皮的时候,一听见歌声就乖了。大人一唱歌,她就全神贯注地听着,还哼哼叽叽地想跟着学。我若在她面前跳舞,更是把她高兴得不得了。

  我的心激动得“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已经猜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出国访问的邀请信吧?

  法国菜肴,作为西餐首屈一指的代表,更是花样百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餐馆,菜式动不动数以百计,真是难为了美国学生。

  到她满10个月时,婷儿的艺术细胞似乎已经形成了:

  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那个幸运的Guy(家伙)!

  每次进一次餐馆,就像参加了一场法国语言考试,不过却很有趣。这大概可以看作日常生活中的法语“小测验”。

  …
那天我抱着她哼了几句歌,她居然自己又哼又舞起来,虽然只是乱晃着胖肿的小手,但她是在“跳舞”,却不容置疑。当我扶她站在穿衣镜前时,她更是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起来。

  那天面谈之后,席慕思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都很出色,我一时实在难以决定。决定之后,我会寄来邀请函的。”

  有的法国家长还把美国学生带到著名的菲彻斯考帕游乐园——这是法国最著名的游乐园,相当于美国的迪斯尼。但却不是为了玩耍游乐,而是要让美国学生经受更大的考验—一他们要求美国孩子去当一整天的导游,必须百分之百用法语:

  这种“跳舞”虽然只是一种模仿行为,但创造多半都是从模仿开始的,而且模仿也是一种有待发展的能力,需要大人随时鼓励,以增强孩子的兴趣和自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已经开始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幸运之神却飘然而至,降落在了我的头上。不仅如此,当初拉瑞原计划给我校一个访美名额,现在却增加到两个名额,高三的欧鹏得到了这个增加的名额,成了另一个幸运者。

  “托尼,瞧,那位先生是从外地来的,他还没有来过菲彻斯考帕,给他介绍一下好吗?”于是,美国来的托尼就不得不搜肠刮肚,用不熟练的法语向法国人介绍法国的游乐园。这样的导游工作,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下来,法语进步可不算小。这大概可以算作参加法语“大考”吧。

  婷儿刚满1岁,模仿能力就发展得相当好了:

  ——访美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从五名候选人里最终选中我的经过:

  还有的美国学生在法国的大街上忘了路,哪怕法国的家长就在身边,问路也是你自己的事。问完了路,还要为大家引路,左弯左拐,直到找到自己的家门口。

  …
大概是一个星期前吧,我发现婷婷会自己“玩家家”(做游戏)了。她拿着小宋的牙缸,一会地装做刷牙,一会地装做吃、喝,还“吧哒”着小嘴儿品味呢。兴趣大得呀,抱都抱不走。这大概是一种自发的模仿吧。

  通过那天的面谈,拉瑞对我们五个人的整体水平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感到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或多或少把以出产大熊猫闻名的四川省,想象成一个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次面谈,彻底消除了他的这种成见。通过我们五个人,他不仅了解了我们学校学生所具有的实力,也看清了成都外国语学校领导们的诚恳和公正。出于一丝不苟的办事习惯,拉瑞根据面谈的印象把我们几个人排了个先后顺序。我被排在第一,李海蓓被排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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