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陈云掌管中组部ca88,党员从4万猛增到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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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切合实际又有极强操作性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扩大了统一战线,有效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大量的十百倍地发展党员”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同王明、康生一道乘飞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这时,陜北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互致问候。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自己换成布棉帽。王明、康生、陈云穿着黑色马裤、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着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毛泽东致欢迎词,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喜从天降。”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把帽子抛得高高的,抛到空中,接下来又说:“喜从天降。”不断地重复,大概有三四次重复,还说:“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红军到了延安以后,傅连暲被分到中央医院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以后担任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医术好,看病时也很认真。但与一般同志相处时,显得态度古板,说话生硬。中央医院里的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介绍他入党。

(原标题:1938年陈云掌管中组部:党员从4万猛增到50万)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同王明、康生一道乘飞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这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互致问候。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自己换成布棉帽。王明、康生、陈云穿着黑色马裤、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着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毛泽东致欢迎词,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喜从天降。”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把帽子抛得高高的,抛到空中,接下来又说:“喜从天降。”不断地重复,大概有三四次重复,还说:“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大量的十百倍地发展党员”

抢夺知识分子

“大量的十百倍地发展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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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刘家栋回忆说:“我当时由于站得比较远,看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他们三个人从苏联、新疆刚刚回来,都一律穿着黑色的短式皮大衣,挺神气的。主席每介绍一个人,谁就在一个小板凳上站起来,露个脸,让大家认识一下。在会上,毛主席、朱总、王明、博古、康生、陈云都先后讲了话。”

1937年12月,陈云在延安

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做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一视同仁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这是陈云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待干部的行动准则。他经常告诫大家:“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陈云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反水”,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陈云主张打破国统区“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

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陈云虽然主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胆使用各种人才,但同时又十分注意对党员和干部的严格要求。

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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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丁玲从山西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晚会上,有人喊了一声:“欢迎丁玲同志唱个歌!”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康生,他听了这话就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她自首过。”当着许多人讲的这个话,传到丁玲那里,她感到压力很大,就来找组织部长陈云,请组织调查,边谈边哭。陈云安慰她说:“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组织会出面调查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进步,坚持全面抗战,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来到延安。面对这样的有利形势,陈云适时地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的主张。如何“招”“纳”天下士呢?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作了回答,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宝华后来回忆说:“陈云真是个非常公道的人,非常公道,他看一个人总是看他的长处。我到中央组织部第一次和我谈话,他就这样讲:你到中央组织部来工作,要树立一个观念,要看干部的长处。你要光看他的短处,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必须发现他的长处,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每个人的长处。”

1937年12月,陈云在延安

1937年12月,陈云在延安

很快,远处传来了嗡嗡声,飞机的形状在大家的视野中由一个小点渐渐清晰起来,最后连机翼上的标志都能一目了然。只见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似乎在向欢迎人群致意,然后便稳稳地落到地上。这时,毛泽东等离开座位,健步上前,迎向走下旋梯的来客。

关于敌占区,陈云创造性地提出“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就是将领导机关放在离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面指挥,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陈云说:“过去在白区工作时,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全完了,连人都找不到。这怎样能行呢?一定要改变!”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后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

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陜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订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组织工作方针政策。

只听见毛泽东用那浓厚的湘音说:“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真是喜从天降。”接着,他介绍了刚刚乘飞机抵达的王明、康生、陈云,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关于根据地,陈云提出“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方针,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

关于根据地,陈云提出“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方针,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进行了调整。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

1937年11月29日下午,延安东关机场。万里无云,秋风送爽,人声鼎沸,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聚集的人群当中,人们惊喜地发现了几位他们非常熟悉的人。只见在一张木头做的长案桌前,坐着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萧劲光等领导人。他们不时面带微笑相互交谈,不时望望天空。原来,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八路军领导人和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学校师生、当地群众共上千人聚集在机场是迎接几位“贵宾”。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陈云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反水”,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陈云主张打破国统区“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进行了调整。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

天降“贵宾”

陈云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爱护干部,而且在生活、家庭、婚姻中也十分关心体贴干部。他告诫中组部的同志,凡是干部担心的事,也是从事组织工作干部的事,只有解决好他们的事,才能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正因为陈云对干部爱护有加,延安的干部、学生遇到困难和矛盾都愿意到中组部倾诉衷肠。时间长了,中组部成了各根据地和前线将士的“家”,他们每次回延安,都要来“家”看看,说说心里话,以陈云为领导的中组部干部也成了大家的亲人。

上述切合实际又有极强操作性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扩大了统一战线,有效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陈云通过阅读各地的书面报告和与回延安汇报工作的各地负责干部谈话,对党的组织状况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仅笔记就写了几十本。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进行了调整。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

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订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组织工作方针政策。

中共在经历了十年内战以后,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员只剩下3万人。如何发展壮大党的队伍,自然是身为组织部长所要考虑的。1938年3月,陈云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在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和创建敌后革命根据地中大量发展党员。截止同年9月,南方有13个省先后建立了党委或省工委,拥有党员近7万人。陈云在主掌中组部的7年间,党员数量由3万发展到121万。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做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关于敌占区,陈云创造性地提出“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就是将领导机关放在离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面指挥,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陈云说:“过去在白区工作时,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全完了,连人都找不到。这怎样能行呢?一定要改变!”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后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

后来,经过反复调查以后,中组部郑重地做了组织结论,陈云与李富春对结论审定签名,并特地写明“请丁玲同志存留一份”。结论的末段指出:“对丁玲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还告诉丁玲,“最后的那句话是毛主席加上的”。为此,丁玲生前曾多次感念陈云对自己的关心。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同王明、康生一道乘飞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这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互致问候。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自己换成布棉帽。王明、康生、陈云穿着黑色马裤、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着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毛泽东致欢迎词,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喜从天降。”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把帽子抛得高高的,抛到空中,接下来又说:“喜从天降。”不断地重复,大概有三四次重复,还说:“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原标题:陈云受命掌管中组部:用父母爱儿女之心爱护干部

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还兼任了一些相关的职务,例如中央党校校长、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等等。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决定各级党委都设立青年委员会,并由陈云任中央青委书记。

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做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对于王明不遵守党的纪律的行为,中组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不再介绍新来的学生到女大学习。王明发现后,到中组部“兴师问罪”,陈云坚持原则,毫不让步,王明碰了钉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陈云气愤地说:“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央医院支部大会上作了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最后通过了,吸收傅连暲加入共产党。傅连暲入党以后,工作更积极了。建国后,担任了卫生部副部长,忠诚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订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组织工作方针政策。

在延安时,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央医院的傅连暲要求入党,却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傅连暲原是福建汀州的一个个体医生,是个知识分子。红军打下汀州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带着医药器材,随军撤出汀州,也参加了长征,一路上表现还是不错的。陈云在苏联时,以“廉臣”的笔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以傅连暲的生活经历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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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无论是党的组织工作,还是青年工作,都遇到一个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针对种种偏见,陈云经常提醒大家要正确看待知识分子。他在1939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在此前后,他曾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了说明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急迫性,他还提出了“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大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

陈云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了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他还说:“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王明到延安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候补书记,飞扬跋扈。当时中央规定,综合性院校的毕业生统一由中组部分配,专业性院校的毕业生由中组部分配一半、由业务主管部门分配一半。王明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时,拒不执行中央的这一规定,要求把女大毕业生75%的分配权划归女大和中央妇委。陈云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要求,劝他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指出:“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12月9日至14日,陈云出席了许久没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在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同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原标题:陈云受命掌管中组部:用父母爱儿女之心爱护干部

他要求广大党员都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提出,任何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党内不允许有特殊人物,也不存在特殊组织。文化人入了党,就要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如果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那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整风时,由于康生发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批满怀火热激情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陈云心急如焚,一面向毛泽东及有关领导谈自己的看法,一面积极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尽快澄清事实,解放干部。一位青年因有人供说他是托派,被开除党籍。陈云知道后立即派人内查外调,很快将各方面证词收集齐全,搞清这一青年不仅不是托派,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共产党员,为他平反,恢复党籍。

陈云知道了此事,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暲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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