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Ning Yang回答8岁娃儿,中夏族民共和国教育比不上U.S.A.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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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广场阅兵#【杨振宁回答8岁小朋友:我们打赢了,所以要庆祝啊】杨振宁夫妇应邀来到纪念大会现场。一位戴着红领巾的8岁男孩走上前,和93岁的杨振宁合影,不知给杨振宁说了什么,只听见坐在轮椅上的杨振宁微笑着对孩子说:“1945年抗日战争我们打赢了,所以要庆祝啊!”
记者李斌发自东观礼台

来源:中国新闻网

  90岁的老人在做什么?

“我平生最大幸福,是认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书画家、南开大学终身教授范曾回忆起与两位先生交往的历程。他说,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物理固天地自为,曾见先生开觉路;灵台追圣贤心思,尚蒙巨匠启千秋。”范曾作对联一副,贺杨振宁先生95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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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回答8岁小朋友:我们打赢了,所以要庆祝啊

  杨振宁在专访中说,他出生在1922年,那个时候也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困难的时期。他说,他喜欢重看鲁迅回复给为《新青年》邀稿的钱玄同的信,意思说“假如有一间铁屋子,里面的人都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你现在去大声叫醒他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痛苦的命运,你觉得这对他们有帮助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多么悲观,对前途多么没有信心。他说,“我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生。记得当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家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者医院去避难”。

  杨振宁:我知道有你讲的这个现象。从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讲,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把经济搞上去。从个人,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们的立场讲,我能讲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太多不一定是有效的办法。

据了解,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由杨振宁应陈省身先生的委托创建并指导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学物理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包括量子可积系统,杨—Mills场,杨—Baxter系统,量子群,关联体系的代数结构,
Yangian,纽结理论等。30年来,研究室培养出一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杰出人才并多次举行重大国际会议和活动,是数学所乃至南开大学的一块“名牌”。

  当回答“在中国走上幸福之路的过程中,有你的贡献吗?”的问题时,杨振宁说,他不敢说有大贡献,他只是曾经再三说过,他早年的得奖,“能够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

  “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杨振宁先生刚度过95岁华诞,不仅恢复了中国国籍,而且还转为中科院资深院士。

  杨振宁说,“有记者问我80岁的生日愿望。当时我说,我最希望两岸统一,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今天,我已经不再说同样的话,因为我认为台湾和中国的统一是必然的结果。”

  杨振宁:确实不错,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看到很多年没有看到的老朋友,杨振宁先生表示自己有一种“年轻人不能体会”的高兴。他感谢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讲述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来南开进行学术活动的经历,他表示“在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所做的一些事情,是自己引为骄傲的一些事情”。杨振宁先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陈省身先生的好朋友、原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迈克尔•阿蒂亚曾为在爱丁堡广场捐建价值约200万英镑麦克斯韦铜像,花费了很大力气。几年前,迈克尔•阿蒂亚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访问,离开时,他要求在省身楼大厅里独自静坐。“我猜想他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想到他为麦克斯韦塑像所作的努力,他不可能不有一个感受,他感觉到,现在整个世界走在一个新的、前人从来没有想到的方向。西方的国家是在种种困难之中,中国是稳步地高速地前进。”杨振宁说,“这件事情,是使得我晚年心境非常高兴的地方。你如果跟我一样,经历过在合肥、北平、昆明时国家和民族的困难,而又看到今天的情形,怎么会有任何不开心的地方呢。”

  杨振宁说,对于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政府都找他再三谈过,他们也虚心准备接受,“有很多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比如,为什么政府这几年给北大、清华,每年各校拨款6亿人民币做研究,还做不出成绩来?国内国外都很有意见”。他认为,为什么这些学校没有成绩?必须仔细去问问原因。他说,这些原因不是每年6亿元,3年就可以解决的。

  记者:最近十几天,中国在科技领域又创造了两个纪录,“神九”升天,“蛟龙”入海。记得您在1999年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现在已经过了13年,您还坚持这样的信念吗?

院士们盛赞杨振宁对中国科学事业贡献

  杨振宁说,他只是觉得这些痛骂中国的人,并没有了解到很多问题的存在,不是今天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10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现在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我坚持认为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潘建伟:在杨振宁指导帮助下走向科研之路

  本月初,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到新加坡出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为庆祝他85岁生日而举行的国际物理学大会,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回顾过去85年,再次对记者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记者:您认为在环境和制度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活动中,潘建伟院士应邀作题为“‘墨子号’卫星与量子网络”的特邀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在杨振宁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指导帮助下,走向科研之路的历程。

  在谈到中国教育问题时,杨振宁说,在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他说,中国最优秀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等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要来得大。他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

  你如果要我讲穿了的话,“出国潮”中还有很多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我认为放他出去可以减少国内的竞争,而且他出去站住脚了,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呢,会有心回来;做得不特别好的,他就在那儿毕业就业。所以我认为“出国潮”不是一个大坏事。

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报道,8月20日至22日,包括着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在内的3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与数十位知名学者齐聚南开大学,参加由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的物理前沿会议,庆祝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30周年。

  他说,80多年后,到了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人能够在年纪大的时候,对于他所关心的民族的命运感到舒泰,是幸运的。

  杨振宁: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分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讨论。一个方向是你讲的这个“出国潮”,确实是有,而且恐怕还会扩大,我是认为,第一,“出国潮”很难阻挡,第二,这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出去了减少了国内竞争的压力,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非常好的人才可能就流失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国内的发展也很快,所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有能力的人才,这些出去的人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他们会看清楚国内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会愿意回来的。

杨振宁恢复中国国籍了却心愿

  90分钟的专访中,这位充满幸福感的科学家,畅谈中国的现状、两岸统一、中美关系、高等教育、东西方教育方式,文思滔滔,在在显现他的敏锐和睿智。

  杨振宁: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经费,招了很多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量比较重视,对质不重视。这样会后患无穷。因为人太多了,变得很臃肿。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见他们的教育部长,他问我,杨教授,你在中国好几年了,你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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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还说,中美关系是他最关心的课题。他说,“我在中国出生,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近年来,我回到中国居住,我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我在美国60年,三个孩子现在都住在美国,我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认识,有深厚的感情,中美关系很自然是我最关心的课题。现在看,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不会出大问题,两国就算时有磨擦有冲突,却仍有种种必须合作的地方,我对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可是四五十年后,就不敢预料了。主要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到那时,因为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太大了,冲突会有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倾向”。

  “科学研究不像奥运会”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196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6年,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7年5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国际编号为34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杨振宁星”;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底,杨振宁回北京定居。2017年,已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的杨振宁教授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说,现在整个世界变得很快,快的道理,是受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科技发展大大提高生产力的影响。“今天中国进步很快,这是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也是有目共睹。很多人在网上抨击我,说我只会‘歌功颂德’。”

  杨振宁:我还坚持。不过你现在只给我7年来兑现,我不敢讲一定能成功,你要说17年之内,那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当然,十几年前我讲20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潘建伟说,人们曾怀疑“以人类的才智无法构造人类自身不可破解的密码”,然而量子力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为解决信息传输安全问题做好了准备。量子叠加与量子比特以及被爱因斯坦称为“远地点之间诡异互动”的量子纠缠是其基本原理。可利用量子叠加把未知量子态在纠缠的帮助下,从一个点传到另外一个遥远地方。远距离量子通信面临光纤固有损耗随着距离增加而呈指数增长、量子信息不可复制与放大等挑战。自由空间通道是比较好的解决途径。在经过了5年的地面验证实验后,“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完成高速星地密钥分发、实现空间尺度量子非定域性检验的星地纠缠分发等任务;同时,团队也完成了1200公里距离的量子分发,以99.9%的置信度破坏了贝尔不等式。潘建伟表示,下一步要实现卫星组网,突破地影区限制,完成高效的全球量子化通信等工作。要将量子通信技术走向实用,同时就引力本身和退相干有联络相关模型开展工作。

  这两天我们在庆祝清华高研院成立15周年,在清华就看得很清楚,清华的这个基础科学班最近这十几年出去的学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人都来参加了院庆,他们中愿意回来的很多,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5年、10年之内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招回来。

中科院院士朱邦芬赞杨振宁先生是一个率真的人,有着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挥之不去的中美之间的情谊;在科学方面是“保守的革命者”,珍惜人文历史科学等方面的传统,但不守旧,善于继承基础上创新。他讲述了杨振宁先生自2003年回到了他开始的地方——清华大学科学馆后对物理对中国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记者:您对中美教育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认为“东方的小孩从小就学会要安静,要学习才有进步,但他们会因为守规则而比较胆小,不善于做出有想象力的跳跃。相反,美国小孩不太愿意坐下来学习,但他们会更大胆”。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教育有抱怨,甚至急于“逃离”,于是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出国潮”,而其中的显著特征是低龄化倾向。您受益于两种体制,对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的可取之处有什么想法?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着名物理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不过我还是想说,我回到国内15年,清华的变化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环境变了,15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从教育科技人员讲起来,清华北大等中国好的大学都是有重大贡献的。比如神舟九号飞天,不知道有多少是从清华毕业出去的。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也跟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就是不能着急,前沿科学研究的道路不像奥运会。有人说你们科学方面国家给了那么多的钱,到现在都没拿到一块“金牌”?这个回答很简单,科技发展比较复杂,不能一蹴而就。不过正如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环境促使中国一流科学家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乐观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杨振宁:有一种年轻人不能体会的高兴

图片 2杨振宁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王冰冰摄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今天,中国物理学界老中青几代人共聚一堂,纪念陈省身先生与杨振宁先生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人讲“三十为一世”“三十而立”,百年来中国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变化和中国科学命运的变化,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条件下如何真正实现陈省身先生所提出的建设数学大国、数学强国的目标,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形骸未与流年老,诗句更争造化工。”龚克化用陆游的诗句,赞叹杨振宁矍铄的精神状态,祝杨振宁先生健康长寿。

  而去年,也曾在这个时段,89岁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微博),以向同行讲述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迎接自己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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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十几年出去的年轻人都是跟美国的学生同一个年纪的,跟美国的同龄人在科技前沿竞争,他们就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急,可以说头15年是为了下个15年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时候了。

中科院院士葛墨林说,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在杨振宁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下不断成长,先后举办9次国际工作营、3次国际大会,学生在杨振宁先生指引的方向下、在世界一流的讨论中得到培养。多年来杨振宁先生正式访问南开超过10次,陈省身先生在世时,他每年都会来探望。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杨振宁先生庆祝95岁寿辰,以诚挚的敬意感谢他对物理学、对中国物理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7月1日,清华园青藤掩映的静谧一角,杨振宁先生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教育、谈科学、谈创新。

21日的南开大学群贤云集、高朋满座,以学术报告会和座谈会的方式,庆祝杨振宁先生95岁华诞,欢迎杨振宁先生恢复中国国籍,转为中科院资深院士。

  (杨先生曾说,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记者注)

会上,潘建伟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龚新高、浙江大学教授李有泉等作学术报告。

  记者:您时常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学习知识”。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对您的教育中,您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作为中国第一代数学博士,他没有急于向您灌输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我想告诉您,今天中国的家长(微博)很着急,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现在很辛苦,很累,要提前学习很多知识,您怎么看这样的现实?

他说,杨振宁先生是科学上的领导者、物理学家,教育家,是科技史物理学史的研究者,在文化和诚信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杨振宁先生回到中国后,开始了他事业的第二次春天,这次恢复中国国籍,也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记者: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对中国教育的逃离与失望?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教育呢?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来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实的知识,他可以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一个九十几分以上的学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国来得好,因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杨振宁:科研体制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稳步成长的。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17年之内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绩的,比如说现在的“千人计划”,这些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钱学森之问”,我觉得他问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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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就已经派人出去了,当然数目没有现在多,可是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说我们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这不是人才外流吗?现在看,这些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多数都是那个时期派出去的,他们对中国今天的教育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能和一个年轻人比。因为你想接触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几岁出去,就好像一个40岁的人要和一个20岁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从现在看,当年派出去的人是发生了作用,可是他们没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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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上午的清华高研院院友学术交流会,杨先生从9点坐到12点半,精神矍铄,目光炯炯;6月30日,清华为他举行庆祝90华诞学术纪念会,又是从9点到12点半,他依然神采奕奕,不时插话;晚上6点至8点半,庆祝晚宴宾朋满堂,杨先生兴致盎然,满怀对清华、对高研院、对后辈学人的期许和热望。

  “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

  他是华人世界无人不知的一代学术大师,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今天,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学术活动依然旺盛,他的爱国情怀愈加深邃。

  杨振宁:这个我跟大家一般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些小孩出去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不好,外国的教育好,这个看法完全错误。

  记者: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养好?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说,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仍然盛行,您说过“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会阻碍创新,阻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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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杨振宁先生的日程。即将迎来90岁生日,又赶上他一手创办的清华大学(微博)高等研究院15周年庆,这几天,他的身影活跃在清华园中——

  记者:您的观点确实引发了争议,就是您曾经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来您解释说是着眼点不同,是平均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但现在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以及其他众多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苦恼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钱学森之问”,破解“钱学森之问”您有没有好办法?

  杨振宁: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我想再举个例子。高研院这两天来了很多人,有十几个是现在在某个领域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都是佼佼者。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多招回来几个,我们前沿研究就进一步了。这样进一两步之后,我们就达到世界的前沿了。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前沿?因为中国拥有的达到世界前沿水准的学者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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