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动物,多数时候以暴制暴才是公平的

刚刚看完《黑镜》第二季第二集《白熊》,那是相当之压抑,上豆瓣看评论,果然很多人在表达“以暴制暴也是一种恶”的正义理念。说实话这个我也赞同,但是我接着往下想却发现:对于暴力我们该怎么惩罚才是对的呢?

很少有这么一部电影让我从头哭到尾。影片讲述了一个遭受性侵的小女孩及她的家庭在绝望和悲痛中逐渐走出阴影,怀抱希望的故事。不得不说,导演所选取的角度很微妙,不是抨击法律的漏洞,没有过度渲染“为什么只有我的孩子遭遇这种事,如果全天下的孩子都遭遇那该多好”的悲观情绪,而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他们如何在伤害中自我救赎。影片中不乏温暖的细节,荣植一家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小朋友们的友爱,以及不懂如何表达爱的父亲扮作“可可梦”鼓励女儿的片段都是那么温暖感人。
   看完这部电影后,突然不希望废除死刑。被性侵的受害者,他们何其无辜,非其所愿地受到伤害,还有可能一辈子活在阴影中,他们的伤害谁来抚平?但犯人呢?像影片中的那个人渣,给素媛及他的家庭造成那般不可磨灭的伤害后,却只是坐几年牢,出狱后,依旧可以潇洒地活着。性侵小孩子的人渣,感觉死刑都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恶!况且谁能保证,他们出狱后不会再重复罪恶!有些人的心灵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为什么法律还宽容他们?!这样,对受害者,该是多大的不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即使犯了天大的罪恶,却还能逃脱严厉的惩罚!
  看完电影,其实对素媛妈妈“为什么只有我们素媛遭遇这种事?如果其他孩子也遭遇这种事该多好!这样就不会只有我们受到关注了!”的心境很理解。在事故发生后,可怕的不仅是事故的伤害,更恐怖的是公众的关注和周边人群的流言蜚语。没有人的心是坚硬不可摧的,更何况是单纯敏感的孩子。事故的伤害可能会慢慢随着时间而消失,但他人的关注与流言却是多重伤害,只会一次次残忍地提醒自己曾经的疼痛。
   坚强,乐观地面对苦难是这部电影的主基调。片中许多片段让我几度泪崩,素媛在识破“可可梦”的真实身份时,为爸爸擦汗,并牵起爸爸的手和在爸爸拿起东西砸向犯人时,抱住爸爸的腿的画面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脑海中,让我在每一次想起时都忍不住落泪。“受过伤害的人总是笑得最开心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身边的人承受一样的痛苦”算是给影片做了一个最完美的总结。生活总得继续,只有活着才能创造美好。不管怎样,都要笑着面对以后,对吧?
   Ps:看完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以后不要生孩子,除非我能护他周全。

攻击行为分为因愤怒而引起的敌对性攻击,和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工具性攻击。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常常告诉我们:攻击性的言语会促使冲突升级。

备受关注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杀案,最终日本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虽然案件已落下帷幕,但留给公众的却是不尽的思考。这场罗生门,我们看到了江歌的勇敢,江母的伟大,刘鑫的自私,陈世峰的冷血,最无法接受的却是它的结局,一条正处于青春迸发的鲜活生命,被残忍杀害后,犯罪者的结局并不是以命抵命,而仅仅是20年有期徒刑,这不尽让人感叹:杀人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太低了。

要知道,死刑是对于罪恶最暴力的惩罚,按照上述理念的话,死刑必须废除。自然也不能老虎凳、辣椒水。

攻击性的概念

在江母得知日本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下,这位伟大的母亲希望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为自己的女儿讨还公道,江母发起“请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签名活动”,并对每个为女儿签名的人90度鞠躬,明知希望渺茫,却依然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尽自己最后的能力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一个母亲坚定的信念。即使在宣判时陈世峰下跪道歉,江母坚定的拒绝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对判决的不满与愤怒。

那么,剩下的手段还有什么?和风细雨的规劝,还是把牢底坐穿?对于那些把罪恶当快乐的人来说,这些手段有效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纵容?对于受害者和受害者的亲友来说,这是不是一种二次伤害?

人类的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先简单分辨下攻击性:攻击行为即为意图造成伤害或引起痛苦的行为,无论是言语的还是身体的,无论是否达到目的。攻击行为分为因愤怒而引起的敌对性攻击,和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工具性攻击。

陈世峰的道歉无疑是虚假的,根本没有反省,在所有供述过程中不断的撒谎为自己开脱,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他回答律师提问的神态依然是微笑的,在发现形势对自己明显不利后才开始紧张流汗,却仍极力为自己辩解,陈世峰的家人也没有任何道歉,就连道歉信也是距离开庭前仓促写下的,道歉内容也只有“对不起”三个字,没有更多。残忍杀害一条生命后,轻轻一句言不由衷的道歉就可以抵消吗?这是正常对待生命的态度吗?显然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对人命的一种轻贱。

毕竟,对于没有落在自己身上的伤害永远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

如何减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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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以直报怨”才是公平,也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行恶者也必将以身受之。

假如我们决定应减少人们的攻击性,应该怎么去做呢?构建一套逻辑完整的论证,来说明攻击的危险和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说服别人?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很多人是不能被理智说服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简单奏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这不禁让人质疑日本的刑罚是否对犯罪者过于宽容,对受害者不公平?这样的宽容惩罚制度下,是否对于社会安定带来巨大挑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经济与和平学会(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评选出了“世界最安全国家”,日本在2017年全球最安全的20个国家中排名第11,也是榜单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据统计数据日本犯罪率已连续13年下跌,10万分之0.3的谋杀率成为全球最低。这其中产生一种悖论,显然惩罚轻重与犯罪率高低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对于残忍的杀害都不予判处死刑,无疑有种视“人命如蝼蚁”的感觉,但事实日本却被评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人命反而能获得更大程度的保障,这是否有违公平?

既然之前快快乐乐地为非作歹了,那就痛痛快快地接受后来的万刃戮身吧。

1.惩罚

贝卡里亚说过:“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我己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言下之意,死刑是对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挑战,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否定。

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攻击行为进行惩罚。假如一个小女孩攻击她的同伴,我们可以通过呵斥、拍打、冷待等办法给她一个教训,以使她不要再犯。在短期内,这一点确实有效,并且惩罚越重,效果越好;但长期看来,它却会产生反作用。现实中的长期观察表明,来自父母严厉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孩子极具攻击性,或者长大后习惯依赖暴力手段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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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现实观察的证据,总是面临着影响因素过多的质疑,比如我们可以挑战前面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孩子们长大后极具攻击性,可能并不是因为父母的惩罚,而是其父母本身就是习惯依赖暴力的人,孩子不过是在模仿父母的处事方式。来自实验室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一个儿童受到了体罚,如果实施体罚的成人平时对待他总是温和与体贴的。那么在这之后,即使这个人不在场,儿童也会遵从他的要求。相反,如果实施体罚的人一向冷漠严厉,那么一旦这个人离开,儿童便不再遵从他的期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种温暖的人际氛围中谨慎地运用惩罚,便可能是有效的。

抛去感性的认知,从理性角度思考,我们之所以希望给予罪恶者一命还一命的惩罚,本是对生命的珍视,对生命的敬畏。随意甚至残忍剥夺他人生命的罪恶者,从道德和人性角度都应该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生命,似乎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与告慰,但是对罪恶者施以死刑,何尝不也是以正义的名义对生命的另一个否定与践踏。

2.对攻击性榜样的惩罚

在我看来,法律是平衡人性与理性的杠杆,“法”最终目的是对“恶”的救赎,以惩罚的手段,向社会世人彰显正义,明确社会的价值导向,使我们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不至于黑白颠倒。

有人认为,目睹攻击性榜样受到惩罚,人们的攻击性就会减少,历史上的“公开绞刑”就是该观点的实际应用。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支持这一理论,正如美国总统法律执行委员会所说,死刑并没有降低杀人的犯罪率。来自实验室的证据则说明,在观看一段关于某个人攻击别人并因此受罚(或受到奖赏)的影片后,那些看到受罚情节的孩子比看到奖赏情节的孩子表现出更少的攻击性,但同时,他们的攻击性仍高于未看到攻击性榜样的孩子。看到攻击性榜样受到惩罚,不会增加攻击行为,这一点似乎是确定的,但是否会降低儿童的攻击性则是不能确定的。

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曾说过:“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确实,社会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才是最终减少犯罪的正确打开方式,当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都树立起正确的人伦观,每个人对生命都报以无比的尊重与敬畏,善良的种子才有扎根的缝隙,从而传播扩散,当所有人心中对生命尊崇、敬畏的力量被激发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社会的风气才能根本上转变。如此世间岂会有随意的杀戮,随意的伤害。

3.奖赏替代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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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一些孩子之所以表现出攻击性,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类似“你看,只要我打弟弟,妈妈就会注意我”。那么,当孩子表现出攻击行为时,不要理睬他,当他不再攻击时再去奖赏他。这一理论被一项幼儿园实验所证实,当老师们按照这个理论行事几周后,孩子们的攻击性明显下降了。另外一项鼓舞人心的证据更说明,就算是挫折,也不一定导致攻击行为,只要事前引导孩子们多关注积极性行为,他们便能够表现良好。

人伦观念的丧失是最可怕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对生命视如草芥。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人伦观念,后果将不堪设想。Lebensunwertes
Leben意思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用它来指定哪些人性命无关紧要,或者哪些人应该直接杀掉。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指出:“按照德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头目艾希曼的统计,纳粹分子总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中400万是在专门的杀人点上被杀的。根据
J·鲁宾逊的统计,在纳粹屠犹中约有 582.1
万犹太人死亡。这样的大规模杀戮是种族灭绝性杀戮,真是触目惊心,这让人惊觉一个民族的人伦观念沦丧,将会导致何等严重的毁灭性后果。

在这一研究中,一些孩子的积极性行为总是得到奖赏,另一些孩子的攻击性或竞争性行为总是得不到奖赏。之后,故意使孩子们经受挫折,观察他们的反应。结果发现,那些被鼓励进行积极性行为的孩子,表现出较多积极的行为和较少攻击性行为。这一结论是可喜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因此便相信我们能够教育孩子在面对挫折时积极应对,而非付诸暴力则是太天真了。毕竟整个社会都在不停地告诉他们,暴力很有用。屏幕上充满了詹姆斯•邦德式的英雄,无论是复仇者还是秘密特工,暴力都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孩子们确实会相信,毕竟那是他们的英雄。

澳门新葡8455手机版,毕淑敏曾说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毁灭和伤害生命都如同恶魔一样有罪。”历史沉痛的教训,向我们昭示正确的人性伦理观才是化解仇恨,对罪行救赎的唯一办法,这才是对亡者真诚的告慰,真正的赎罪途径。1970年12月7日,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请求亡灵的宽恕,昭示的正是对历史的正视与反省,对生命的敬畏。现在,德国成为世界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这或许也是对人性伦理反思下的一种选择。

4.建立对他人的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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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是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费斯巴哈认为,要将痛苦强加于与我们一样的人是很困难的,除非受害者丧失人性,不配列于我们之中。这就是在自我辩护章节中提到的,参与越南美莱村屠杀的军官称越南人是劣等人的原因。将受害者“去人性化”,伤害他们便容易得多。而一旦人们之间能够移情,攻击性行为就很难出现,这一点已被实验证实。

正确的伦理观和人道观不应仅是教科书上的文字,不应仅为口头上的标榜,需要的是切实的行动,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敬仰,对行为的引导。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风俗,在德国,喜欢吃鱼的家庭,常年都备着一种药丸,这种药丸是专门为鱼制造的,其功用就是在鱼服用后,能让鱼陷入昏迷。德国人在杀鱼做菜前,往往会先让鱼服下这种药丸,待其昏迷后再进行宰杀。德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希望鱼在死亡前感受到恐惧与痛苦,连一条鱼的生命都能被如此认真对待,获得尊重,人命对他们来说,是怎样一种神圣的存在。

不可避免心理”,指当人们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某个不受欢迎的事件时,会调整态度,努力发现它的优点。如果你不喜欢我,但又不得不与我相处,那么你很可能会努力寻找我身上的优点,从而避免体验失调。由此推测,在理想情况下,“不可避免心理”可以帮助人们消除偏见。一组数据显示,在1942年,美国白人中仅有30%赞成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但到1980年,取消种族隔离几乎已成定局时,赞同的比例达到了90%。克拉克通过观察发现,与逐步进行相比,立刻取消种族隔离会更加有效。如果地方领导人举棋不定,给人们一种只要激烈反对就可能拒绝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暗示,“不可避免心理”就会失效,人们便不会努力减少失调,而会把精力放在反对行动上,暴力行为也常随之而来。

鲜血与眼泪让我们铭记曾经的伤痛与教训,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时间不可逆转,我们并非亲历者,个中滋味我们无法深切体会,但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我们感同身受,这便是善。作为旁观者,我们无法向亡者施以援手,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可以成为善良的信徒,让善良在我们身边延续,与我们共同对生命报以最真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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